不知觉间，从母校博迪毕业已经18年了。我迄今为止36年的人生里，有一半都承载着对她的回忆。这个面积不大的园子，已经紧紧地和故乡、和西安这座城市联系起来了。无论是到达西安，路过西安，甚至谈起西安，我都会立即想到，那里有我最怀念的母校，安静坐落在鱼化寨的一隅，承载着我的青春和快乐。那是一片真正的乐土，我在那里自由自在地成长过。
在进入博迪之前，我没有到过西安，也没有想象过高中生活会是什么样子。现在我已经记不清第一次踏进博迪校园的情境了，只模糊记得，图书馆的外墙漆得很漂亮，是我喜欢的明朗色调，让我顿时心生好感，而各位老师的热情耐心，也让我打消了疏离感，从此一下就爱上这里。不过当时是从来没有想过，我在这个院子里会留下什么让人值得纪念的故事。
直至现在，每每有人问及我的高中母校，我都会在澄清校名之后，补充解释一下，我们这所民办学校，当年可是出了陕西省理科状元的，这在民办学校里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，然后再继续解释，状元并不是我。如果对方的耐心允许，我会大谈一番民办学校的好处。现在我姑且认为您的耐心允许我先谈理论再讲故事吧。概括起来，我认为作为民办学校，在我上学的那个年代，相比普通公立学校，博迪至少有四方面优势。
首先，师生关系非常平等。这种平等感让我觉得非常舒适，让我每有疑问就愿意及时寻求老师的帮助。
博迪的老师和学生，不是管理者和被管理者，而是可以像朋友一样平等地交流。老师的办公室就在学生教室的隔壁，从物理空间上就没有距离感。办公室的门始终开着，可以随时看到有哪些老师在位。因为办公室是大屋，进门通常是不用喊“报告”的。课余休息的时间，我可以随意地走进去，跟某个老师聊上几句，话题也不局限于学习内容，可以是任何感兴趣的事。老师们的年纪，也大致和我们的父母相当，他们了解我们的所思所想，沟通起来没有太多隔阂，久而久之，能聊的话题就非常广泛了。这种潜移默化的正向引导，对躁动迷茫的青少年来说，真的是十分重要的。
其次，博迪的管理制度非常灵活。学校会经常性地征集学生对老师们教学情况的意见建议，并且及时体现在教学质量提升改进之中。对于确实不受学生喜爱，或者教学能力不强的老师，学校会尽快安排撤换。由于教师实行聘任制，学校拥有更多的自主权限，可以解聘不能有效履行岗位职责的老师，从而避免了教师与学生群体的深度绑定，也就不会出现个别老师长期误人子弟的情况。在我的印象里，我高一时的数学老师连续调整了好几次之后才最终稳定下来。在这个过程中，学校也会注重引导学生合理反映诉求，确保学生不会过度用权。因为频繁更换任课老师，也会影响教学质量。这种灵活的管理制度，有助于师生之间配合默契，确保每个教学岗位都能有能力出色的老师担任。
再次，学校的教学配套设施比较齐全。对实验要求较高的科目，特别是理化生，学校都有强大的实验条件支持。我们那个年代，课本上所有的实验，学生都可以自己上手做一遍，可以极大地加深学生对知识的理解，这一点是很多公立学校所不具备的。我高一的时候，有一次化学实验课，偷偷保留了一小块实验剩余的金属钠，拿到了教室。在接下来的物理课上，我小心翼翼取出它，那时它表面已经氧化到略微有点发黄了。我从水杯里倒出一点水，把那块钠放了进去， “嗖”地一下一个小火球直直地向我胸口窜过来，我一下子脸色苍白、目瞪口呆。和我一样被惊呆的，还有那个来自韩城的有些口音的物理老师。从此我对钠的性质印象就极为深刻了。还有一次，在制备氨气做喷泉实验的时候，我因为着急收集氨气，胳膊下面蹭到了正在加热的试管，剧痛之后是长期的皮肤溃烂，伤口经过月余才完全愈合。从此我对固-固加热型实验中试管底部要高于管口的要求永生难忘。还有物理实验的万用电表，当时是人手一个，可以拿进教室里玩。于是同桌的衣服、手指，甚至耳朵，都成了我的测试对象。以至于到现在我都觉得在家里买一个万用电表是十分必要的。当然，我说这些事，在怀念学校实验条件的同时，也是想要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实验安全，不能像我那样违规操作。
最后，我想特别说一下博迪的德育体系。刚才我说学生与老师的地位平等，其实在我心里并不包括德育处老师。德育处老师与学生，切切实实是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关系，但从维持校园秩序的角度来看，这种严格的管理也是有必要的。于是就留下了很多与德育处斗智斗勇可歌可泣的故事，包括但不限于翻墙外出、伪造假条、小树林约会等。说起来，马永恒老师的毛笔签批真是一绝，断绝了所有伪造外出假条的可能性。马老师的书法水平也实在让人叹服，学校里很多地方都挂着他的作品，到现在我都记得那遒劲的线条勾勒出的格言警句。除了德育处，我最想称赞的是生活老师（特别致敬我的生活老师魏素珍女士，一位会弹钢琴且擅长唱歌的退休幼儿园老师，如今应该已经年过70了，祝愿她身体健康，生活幸福）。她们优雅、美丽又善解人意。她们有德育老师严格的一面，也有像母亲一样温情的一面，成了各种矛盾冲突的缓冲纽带。执行校规方面，她们毫不含糊，熄灯起床的时间，熄灯后不能说话的纪律，执行地一丝不苟。在生活上，她们贴心照顾病号，主动交流谈心，细致关怀成长，弥补了封闭式管理条件下母亲的角色。我们遇到问题也都愿意向他们倾诉。这种恩威并施的德育制度，就像是慈母和严父，对我们青春期人格的发展健全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。
上面的几点，是显而易见的优势，很多博迪同学都深有体会，在写怀念文的时候，也会多有提及，但这些并不是我当初选择来博迪的直接原因。虽然成绩还行，但我并不是一个完全老实听话的乖学生。下面我要讲几个不常听到的故事，可以由此感受一个完全不同的博迪。那年代我家里很穷，与博迪的其他同学相比，可以说是近乎赤贫。我最初选择博迪的原因，就是因为她优厚的奖学金制度，让我这样家庭的孩子也没有多大经济压力。当然，仅靠学校的支持还是不够的，我还要自己创造条件。我高中时候就开启了家教生涯，在宿舍利用课余时间给初中的孩子补课，赚一点课时费，当时应该是20块钱一小时。这些事，是在生活老师的允许下开展的，甚至是在老师的宿舍上课。这一点额外的经济来源，不光给我拮据的生活增加了宽裕，那些我曾经教过的孩子，有人成了我一生的朋友，至今还保持着紧密联系。
除了家教，我还利用暑期勤工俭学。感谢学校灵活的制度，允许我这样体面地自食其力。我的工作职责是帮学校拔掉花园和绿化带里的杂草。那时候暑期只是上午半天上课，下午是自习课。我的自习课时间，很多都是在花园里拔草度过了。我忘了那时候拔半天草能赚多少钱，但拔草的日子真是让人难忘。在下午上学的时间，我在道旁绿化带干活，路上往来的就是我的同学们，他们有的很热情，主动过来帮我拔草，顺便和我聊聊天。其实我是计时工，干多干少全靠自己，没有监工，学校也不考核我，他们帮我拔草并不能真的帮到我，草也没有真正拔完过。我很想知道，这么多年，干过这种工作的，我是不是唯一一个。现在回想起来，我甚至有点疑惑，那时候为何能那么坦然，完全不觉得难为情，不会在意谁的眼光，我自食其力、怡然自得。拔草这种小事，我从小做惯了，驾轻就熟，实在不觉得有什么累的，因而我一直尽心尽力，从不偷懒。只是有一次下午天很热，生活老师看我辛苦，买了根巧乐滋冰淇淋请我吃。我们就在那爬满猕猴桃藤的凉棚边聊天消暑，算是偷了一会儿懒，那真是难得的幸福惬意。因为我家里的经济条件，向来不允许我那般奢侈享受。
在学校靠近围墙的某个角落里，有一间小小的温室大棚，里面种了很多不太常见的花花草草。出于对植物的喜爱，那里成了我经常散心怡情的去处。花房的园丁爷爷，是一位隐世高人，我经常去帮他浇花弄草，久而久之，就成了忘年之交。我不知道他的名字，只知道他祖居白鹿原，自号白鹿山人，是于佑任书法协会会员，写的一首好毛笔字，我经常在赏花的同时，也欣赏他的书法作品。毕业前夕，他还专门赠送了我几幅作品，至今还珍藏在我家里。此后再没有联系过，但那段珍贵的友谊，一直在我心里。
写这几件事，是想说明，博迪带给我的，除了学业能力上的提升，还有更多的人文关怀、艺术熏陶和经济支持。或许是因为学校的封闭管理，让这些意外而来的关怀，更显得弥足珍贵。那些在经济上帮助过我的老师，除了生活老师，还有高一时的班主任郭伟老师，高二三的班主任吴绪言老师，化学课田园老师，生物课孟福民老师等。多年不见，祝愿他们都一切安好。我一个长期营养不良又兼贫血的孩子，在博迪学习生活了三年，身高从155cm迅速蹿升到183cm。就像久旱的幼苗，遇到了博迪播撒的甘霖，开始贪婪肆意地、自由自在地成长。母校博迪就像一片沃土，在我身体、智力、人生观、价值观全面成长的关键阶段，全方位滋养抚育了我，让我在后来的人生路上，有了用之不竭的决心和毅力。从母校毕业之后，我在北大学习了六年，又在清华学习了四年。这两所名校对我的影响，很难说比博迪那三年来得更多。畅想一下，三十年来，有多少或踌躇满志或懵懂迷茫的少年在此成长，找到方向，自此启航，去认识和改造世界，成为肩负着国家复兴重担又追逐着生活美满的普通人。
感恩母校这一方乐土，让我们突破一切困难和束缚，快乐地在自在的阳光和空气中茁壮成长。
陈旭
中共党员
2002—2005年，西安博迪中学学习，2005年高考成绩707分
2005、09—2009、07，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，信息与计算科学，学士
2011、09—2013、07，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，信号与信息处理，硕士
2018、09—2022、09，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，信息与通信工程，博士
2009年参加工作，现为海军研究院工程师，研究方向为网络安全。
